作者: 姜培軍 來源: 牡丹晚報 發表時間： 2024-12-24 09:24
□記者 姜培軍
菏廣相約，牡丹傳情。幾百年來，一代代從業者“下廣”催花，不僅為菏澤牡丹產業發展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，還為“保種保源”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廣大從業者開辟了海路、陸路、河運等“下廣”通道，催生了花幫、花居子等新生事物，賺取了豐厚的利潤，增長了見識。
1789年，菏澤牡丹花開歐洲
冬至時節，寒風凜冽，萬物寥落，催花牡丹大棚內卻暖意融融、生機盎然，一盆盆牡丹初露豐姿，枝條伸展，花蕾嬌艷欲滴。
“供應春節市場的催花牡丹已經進入小風鈴期，這是牡丹生長的關鍵時期。”12月21日，菏澤誠美花木種植專業合作社總經理李洪勇說。
與此同時，菏澤“下廣”催花牡丹正沐浴在亞熱帶的陽光下，茁壯成長。
菏澤是“中國牡丹之都”，廣州是“四季花城”，兩地雖然相隔1500余公里，但文化相通、人緣相親、情誼相融，一朵花將兩地緊緊地聯系在一起。目前，在廣州年宵花市場上，約90%的催花牡丹來自菏澤。
菏澤牡丹專家趙孝慶介紹，據現有史料和廣大花農世代相傳的說法，菏澤牡丹催花歷史可以上溯至明代。自那時起，以菏澤趙樓花農為代表的牡丹從業者開始嘗試“下廣”催花。隨著大航海時代的興起，中國的紡織品和瓷器傳入歐洲。牡丹作為紡織品、刺繡和瓷器圖案的重要內容，當時便引起歐洲人的注意。不過，他們認為，與龍、鳳等形象一樣，牡丹也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和文化符號，并不真實存在。
直到1656年，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代表來到中國，親眼看到了牡丹，回國后有人對此做了報道。這是有關西方人看到牡丹的最早記載。
又過了一個多世紀，大約在1786年，英國邱園主人約瑟夫·班克斯讀了這篇文章，并看了許多中國畫，對牡丹產生了興趣。他讓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師亞歷山大·杜肯在廣州為他收集牡丹，隨后將牡丹送到邱園。1789年，這些牡丹中有一株開出了高度重瓣的紅色花，這便是最早引種到歐洲的中國牡丹。
那時出現在廣州的牡丹應為催花牡丹，在當時的中國，唯有菏澤花農到廣州催花，因此165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代表看到的牡丹，應該為菏澤催花牡丹。1786年在廣州收集的牡丹，也應該為菏澤催花牡丹。1789年，歐洲大陸開出的第一批牡丹花，正是經廣州引種的菏澤牡丹。
趙孝慶介紹，根據當時史料對花的描述和標本圖，可以認定這些牡丹為催花牡丹品種大胡紅，說明菏澤那時候已經篩選出適宜“下廣”催花的牡丹品種。這在李嘉玨、張西方、趙孝慶合著的《中國牡丹》中有記載。
截至目前，大胡紅仍然是菏澤“下廣”催花的“當家花旦”。
菏澤老一輩牡丹從業者趙守文于1915年前后所著的《菏澤牡丹史》（手抄本）中記載：“菏澤花農春節催花，京津、蘇杭、福廣皆有人去。”
菏澤牡丹“下廣”路線也分“陸路”“海路”
正如絲綢之路有“陸上絲綢之路”和“海上絲綢之路”之說一樣，菏澤牡丹“下廣”路線也有“陸路”和“海路”之說。
據老花農趙守先回憶，那時候，“下廣”沒有汽車、火車，交通不便。廣大花農都是用輷車子（木制獨輪車）將用于催花的牡丹推到濟南的濼口碼頭，然后裝上黃河里運送貨物的“平頭擺”木帆船，順流而下到達天津港。從那兒再換上海船，沿海岸線到達珠江入海口虎門，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達廣州。
趙守先的說法在邏輯上沒有問題，但“海路”之說給我們留下一個思考題，那就是誰先想到去3000里外的廣州催花？為什么去廣州催花而不是到其他南方沿海城市？誰又是第一個或第一批“吃螃蟹”的人？
于1975年開始“下廣”催花的菏澤牡丹專家趙孝慶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據他介紹，在清朝以前，菏澤花農種植牡丹的主要收入來源于銷售牡丹苗。每年秋季，牡丹長成，花農除了在本地及周邊銷售外，在利潤的驅使下，還想方設法開拓市場。于是，一些富有創新精神的花農便將牡丹打包，然后裝上輷車子，一路向南銷售。
“為了保證成活率，那時候銷售的牡丹一般帶著土球。一般情況下，每輛輷車子裝兩三包牡丹，每包裝60棵。”趙孝慶回憶。這批花農從菏澤出發，一路向南，經河南、湖北、湖南直到廣東。
“武漢作為九省通衢之地，是一個重要節點，花農要在這里銷售掉一部分牡丹，其余的裝車前往長沙。就這樣，一路向南，邊走邊賣，越賣越少、越賣越輕、越賣越貴。”趙孝慶說，“自長沙至廣州，天氣越來越暖和，帶土球的牡丹開始發芽、開花，當地人買了以后栽種到自己地里，慢慢觀賞。菏澤花農總結經驗，發現菏澤牡丹冬季可以在廣州等地自然開花，于是開始了‘下廣’之旅。”
廣州人愛花賞花，也為菏澤牡丹“下廣”提供了市場條件。
據趙孝慶介紹，其講述的陸路“下廣”之說，并不是“腦洞大開”憑空想象的，這在廣東的《番禺志》《花地志》里有記載。在當地的歷史記載中，廣州人將菏澤花農稱為“牡丹商”。雙方相互了解熟悉后，菏澤花農開始與當地人合作培育、銷售催花牡丹。菏澤人出苗木、出技術，廣州人出場地、找銷售渠道，這種合作模式一直持續到現在。
“根據我們調查考證，菏澤下廣催花有三條路線，除了海路、陸路還有河運，即菏澤牡丹自濟寧通過京杭大運河南下，然后輾轉至廣州。當然，由于史料的缺失，目前業界對上述三條下廣路線還有一些爭議。”中國園藝學會牡丹芍藥分會副秘書長龐志勇介紹，一代代從業者“下廣”催花，不僅為菏澤牡丹產業發展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，還為“保種保源”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“通過下廣，菏澤花農開辟了新的市場，拓寬了牡丹銷售渠道，賺取了豐厚的利潤，這讓他們有更高的積極性投身到牡丹產業發展中去。”龐志勇介紹，“下廣催花給菏澤花農帶來不菲的經濟效益，也為菏澤牡丹起到保種保源的重要作用，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后菏澤能保存下來100多個牡丹品種的原因之一。”
花居子見證菏澤牡丹“下廣”催花輝煌歷史
說起中國交通運輸發展史，馬幫和驛站是兩個繞不過去的名詞。在菏澤牡丹“下廣”催花過程中，也誕生了兩個類似于馬幫和驛站的名詞，那就是花幫與花居子。
“菏澤人當時下廣催花、賣花，為了安全，通常結伴而行，起碼要十幾人二十幾人同行，形成花幫。”趙孝慶介紹，“花幫在養花賣花的過程中，需要一個打尖歇腳、商討行情的地方，這就是花居子，類似于古代的驛站。”
一個個花居子成為菏澤牡丹“下廣”催花輝煌歷史的見證。花居子的形成，推動了菏澤催花牡丹產業的傳承與發展，也使市場越做越大。
“我祖父的祖父、祖父的父親都曾經‘下廣’催花。1973年，我首次跟隨爺爺下廣催花。”74歲的牡丹技師高勤喜回憶，“那時掙錢多的時候，要在床上數銀錁子。聽我曾祖母說，最掙錢的時候，我曾祖父‘下廣’一年掙的錢置辦了兩頃地。”
牡丹專家趙孝知曾經在1978年，訪問過多位老一輩牡丹從業者有關“下廣”催花的往事。根據其文字記錄，當年87歲的趙松巖回憶，不少花農趕上好年景，賺錢多的時候，從廣州回來時怕在路上被搶，就和同鄉把賺來的元寶、銀錁子、銀元湊在一起，雇傭廣州的鏢局護送。也有膽子大的花農，把銀元縫在夾襖里，由于太重，往往蹲下就站不起來。
1978年，據菏澤趙樓“老支書”趙永臣回憶，他10多歲時，每年到附近的蘆堌堆村花神殿看戲，花神殿的桌子上擺著供品，點著從廣州帶來的、手指粗細的高香和茶杯粗細的蠟燭，煙霧騰騰。“下廣”掙錢回來的花農，跪在花神前磕頭許愿，祈求來年有個好收成。廣州的“忍香園”“醉觀園”也與“下廣”花農一塊捐款、擺供品，并請戲班唱四天大戲，以表誠心。 1978年，老花農趙守珠在接受趙孝知訪問時回憶：“一畝地才三塊大洋，而在廣州一朵牡丹花就能賣一塊大洋，一本萬利的生意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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